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赋得还山吟送沈四山人

             赋得还山吟送沈四山人
 
                 高適
 
  还山吟,天高日暮寒山深,送君还山识君心。
 
  人生老大须恣意,看君解作一生事。
 
  山间偃仰无不至,石泉淙淙若风雨,桂花松子常满地。
 
  卖药囊中应有钱,还山服药又长年。
 
  白云劝尽杯中物,明月相随何处眠?
 
  眠时忆问醒时事,梦魂可以相周旋。
 
  当时名士沈千运,吴兴(今属江苏)人,排行第四,时称“沈四山人”、“沈四逸人”。天宝年间,屡试不中,曾干谒名公(见《唐才子传》),历尽沉浮,饱尝炎凉,看破人生和仕途,约五十岁左右隐居濮上(今河南濮阳南濮水边),躬耕田园。他明白说道:“栖隐非别事,所愿离风尘。……何者为形骸?谁是智与仁?寂寞了闲事,而后知天真。”(《山中作》)在“终南捷径”通达的唐代,他倒是一位知世独行的真隐士。
 
  约于天宝六载(747)秋,高適游历淇水时,曾到濮上访问沈千运,结为知交,有《赠沈四逸人》叙其事(见刘开扬《高適诗集编年笺注》)。这首送沈还山的赠别诗,以知交的情谊,豪宕的胸襟,洒脱的风度,真实描绘沈千运自食其力、清贫孤苦的深山隐居生活,亲切赞美他的清高情怀和隐逸志趣。诗的兴象高华,声韵悠扬,更增添了它的艺术美感。
 
  诗以时令即景起兴,蕴含深沉复杂的感慨。秋日黄昏,天高地远,沈千运返还气候已寒的深山,走向清苦的隐逸的归宿。知友分别,不免情伤,而诗人却坦诚地表示对沈的志趣充分理解和尊重。所以接着用含蓄巧妙、多种多样的手法予以比较描述。
 
  在封建时代,仕途通达者往往也到老大致仕退隐,那是一种富贵荣禄后称心自在的享乐生活。沈千运仕途穷塞而老大归隐,则别是一番意趣了。诗人赞赏他是懂得了人生一世的情事,能够把俗士视为畏途的深山隐居生活,怡适自如,习以为常。汉代淮南小山《招隐士》曾把深山隐居描写得相当可怕:“桂树丛生兮山之幽,偃蹇连蜷兮枝相缭。山气兮石嵯峨,溪谷崭岩兮水层波。猿狖群啸兮虎豹嗥,攀援桂枝兮聊淹留。”以为那是不可久留的。而沈千运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游息,无所不到,显得十分自在。山石流泉淙淙作响,恰同风吹雨降一般,是大自然悦耳的清音;桂花缤纷,松子满地,是山里寻常景象,显出大自然令人心醉的生气。这正是世俗之士不能理解的情趣和境界,而为“遁世无闷”的隐士所乐于久留的归宿。
 
  深山隐居,确实清贫而孤独。然而诗人风趣地一转,将沈比美于汉代真隐士韩康,调侃地说,在山里采药,既可卖钱,不愁穷困,又能服食滋补,延年益寿。言外之意,深山隐逸却也自有得益。而且在远避尘嚣的深山,又可自怀怡悦,以白云为友,相邀共饮;有明月作伴,到处可眠。可谓尽得隐逸风流之致,何有孤独之感呢?
 
  最后,诗人出奇地用身、魂在梦中夜谈的想象,形容沈的隐逸已臻化境。这里用了一个典故。《世说新语。品藻》载,东晋名士殷浩和桓温齐名,而桓温“常有竞心”,曾要与殷浩比较彼此的高下,殷浩说:“我与我周旋久,宁作我。”表示毫无竞心,因而传为美谈。显然,较之名士的“我与我周旋”,沈独居深山,隔绝人事,于世无名,才是真正的毫无竞心。他只在睡梦中跟自己的灵魂反复交谈自己觉醒时的行为。诗人用这样浪漫的想象,暗寓比托,以结束全诗,正是含蓄地表明,沈的隐逸是志行一致的,远非那些言行不一的名士可比。
 
  综上可见,由于诗旨在赞美沈的清贫高尚、可敬可贵的隐逸道路,因此对送别事只一笔带过,主要着力于描写沈的志趣、环境、生计、日常生活情景,同时在描写中寓以古今世俗、真假隐士的种种比较,从而完整、突出地表现出沈的真隐士的形象。诗的情调浪漫洒脱,富有生活气息。加之采用与内容相适宜的七言古体形式,不受拘束,表达自如,转韵自由,语言明快流畅,声调悠扬和谐。它取事用比,多以暗喻溶化于描写隐居生活的美妙情景之中,天衣无缝,使比兴形象鲜明,而又意蕴丰腴,神韵维妙,呈现着一种饱满协调的艺术美感。大概由于这样的艺术特点,因而这诗尤为神韵派所推崇。
 
                (倪其心)
 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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